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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出口”问题难解决 大学生村官成集体上访户   

2009-07-30 14:42:2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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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出口”问题难解决 大学生村官成集体上访户

2009年07月30日10:39 [我来说两句] [字号: ]

“出口”问题难解决 大学生村官成集体上访户  - 饼干 - 饼干盒 来源:中国新闻网
  (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)

  当年曾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部分大学生村官,正成为令他们越来越头疼的集体上访户

  本刊记者/王维博(发自沈阳)

  7月13日,邢曼丽和另外10名大学生村官再次来到国家信访局。



  当天下午,他们被有关方面“劝”回。

  吴冠群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邢曼丽的情景。

  去年4月末,新民市20多名大学生村官聚集在赵尚伟(大学生村官之一)家的小卖部,准备第二天集体去沈阳市上访。

  原因是,20多名大学生村官已在农村“服务”九年,新民市政府不仅拖欠每人一万多块钱工资,还提出要解除大学生村官的“身份”,改签临时工合同。

  “签临时工合同?那就意味着随时可以被解聘,这跟扫地出门没啥两样啊。”邢曼丽的话得到了大家的响应。

  “咱们九年的青春得有个说法。”年轻人们激动了。

  吴冠群和邢曼丽结成了上访同盟,而此前,两个年轻人互不闻名。对吴冠群来说,最大的梦想是考上公务员,有一份体面的工作;从小就在城里长大的邢曼丽,回城是她最大的渴望。

  下乡

  2009年4月20日,农历谷雨,新民市站前街。

  30岁的吴冠群望着窗外,绵绵细雨一连下了好几天。

  “地旱久了就像杯子,中间是空的,这时候种苞米,种子悬在中间够不着水分,容易夹生,不出苗。”吴冠群拿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比划,俨然像个有经验的农民,而在十年前,他是一个喜欢上网爱听摇滚乐的大学生。

  9年前的一次“下乡运动”改变了吴冠群们的命运。

  1999年,沈阳市提出“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”,并作为先进经验向辽宁全省推广。2000年,新民市出台“实施意见”,提出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,在全市实现“一村一名大学生”,同时使90%以上的现职村干部达到中专以上文化程度。

  2000年10月,21岁的吴冠群报名参加了考试。他只考了56分,本以为没戏,后来却收到通知书。主持考试的新民市人事局副局长徐世瑞说,当时全市报名考试的有485人,计划录取141人,结果只有十几个人在60分以上,“只好降分录取”。

  “大专生本来就少,加上要到农村去,根本没几个报名,结果一呼啦来的基本上全都是中专生。只好放宽条件,把中专生拔高使用。”徐世瑞说。

  吴冠群被分在柳河沟镇的朱屯村,村子不大,670多户, “反正是下乡,在哪里都无所谓。”

  吴冠群的老家在柳河沟镇彭沙村,但全家1995年就搬到了城里。1999年,吴冠群从辽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新民市区打工,直到应聘村官前,他从来就没想过自己竟然还会和农村打上交道,而且一呆就是九年。

  “说好三年一届,可我干完今年就满三届了。”吴冠群自嘲说,“就算是国家领导人也只连续干两届呀。”

   镀金

  2000年12月,新民市在市委组织部五楼召开“一村一名大学生”欢送大会,各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都被叫来参加。新民市原市委副书记郭德友主持会议,有十名“一村一名大学生”代表,胸戴红花坐在会场前排。

  “三年后,可以根据个人政绩,择优录取为乡镇领导干部或普通工作人员。”郭德友的讲话令在座的大学生村官感到兴奋。

  与吴冠群不同,邢曼丽对“下乡”从一开始就满怀憧憬。

  那一天,邢曼丽在日记中写道:“会场挂着鲜红的横幅,市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,会下,一张张和我同样年轻的脸上挂满着笑容。虽然在座的我都不认识,但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”

  邢曼丽被分到了20公里外的兴隆镇新立屯村。会后,邢曼丽坐上兴隆镇领导的小车去了一趟镇政府,“认认门”。

  “你们还年轻,下乡就是来镀镀金,三年之后会有更好的前途。”镇党委副书记邓世民临别寄语邢曼丽。虽然这样的话此前听过不止一次,可她仍然“热血上涌”。

  更多的信心还来自省、市下发的红头文件。1999年沈阳市下发的文件中,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比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同等条件人员水平,工作满3年以后,可优先录用到乡镇党政机关或乡镇所属事业单位。

  这样的美好前途,并没有在邢曼丽的生活中出现。真实的农村生活图景,在消磨掉一个娇惯的女孩子的好奇之后,滋生的更多是失望。

   农村没有水泥城市的繁华和喧闹,只有枯燥和静寂。邢曼丽说,即使是住在镇上,她也怕天黑,看着家家炊烟袅袅,她的心却空落落的。吃的用的,根本没法与城 里相比,她常常用方便面、麻花将就对付。从镇上到村里骑自行车往返要走50里路,刮风的时候眼里、嘴里全是沙,她骑不动车只好推着走,经常一路推车一路 哭。

  最初的几年,她一直相信会有“出头之日”,镇上有人要给她介绍男朋友,也被她一一婉拒了。她的想法很简单,干完3年,回城,她要在城里安家。

  9年过去了,她已31岁,还在村里,孑然一身。

  政绩

  下乡9年,吴冠群依旧保留着大学时的习惯:上网、集邮、听摇滚,尤其喜欢汪峰的《飞得更高》。“歌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,”吴冠群说,“是男人就应该这样。”

  农村生活的开始,他给村主任当助理,跑腿打杂。后来,计划生育,财务管理,土地调整,征收农业税,甚至调解纠纷,修路搞卫生,绿化道路,他都干过。作为村干部里的最高学历,他还要负责整材料、写汇报。

  一年后,手脚勤快的吴冠群在村里入了党,并转任村支部副书记。他决心做出更大的政绩,在他看来,有政绩就能早点走出农村,跻身国家干部行列。

  这一年,葡萄酒市场前景看好,而用于原料的酿酒葡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。恰好村里的大棚种了多年棚菜,需要换茬,在吴冠群的建议下,村委会决定发展酿酒葡萄。

   吴冠群主动提出承包40亩作为试验田,他的想法是,为村民摸索经验,也为自己“整”点政绩。可天不遂人愿,开头两年,一亩地葡萄只能产三四百斤,勉强能 支付雇工钱。第三年,葡萄亩产达到1200斤,但市场行情却开始变坏,这一年就亏了两万多。此后价格一直下跌,到了2005年春天,酿酒葡萄基本上没人要 了。

  试验虽然失败,但他却因此成了全村的免费技术员。2005年,吴冠群被借调到镇政府工作,“其实就是当临时工”。先在合作医疗办公室干了半年,2006年取消农业税实行村财乡管,他又去镇经营站兼任会计,“经营站负责全镇16个村的现金和总账”。

  2008年,镇民政办缺人手,吴冠群又兼民政办干事,全镇的低保、五保还有优抚的审批报表等都由他一人整理汇总。

  至2009年4月,吴冠群已身兼五职,经营站会计、民政助理、组织干事,加上朱屯村副书记、远程教育管理员。“哪个部门有活就到哪个部门干。”吴冠群说,“其实不是缺人,而是别人不愿意干。”在镇上,他因此被称作“万金油”。

  虽身兼五职,但工资只有一份。“2006年之前,工资一直是每月525元,2006年之后,参照事业单位调至840元,2008年起每月工资948元。”吴冠群说。

  141名下派大学生中,先后有40多人被借调到乡镇。“大家都拚命干活,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。”吴冠群说。

   进京

  2002年4月,邢曼丽被借调至兴隆镇计生股当办事员。统计报表,申请指标,领药具,下乡孕检,微机录入,档案管理,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方歇。整天摆弄数字,晚上躺在床上了,“那些数字还在脑子里飞来飞去,抹都抹不掉”。

  2008年4月,新民市开始进行计划生育人口信息系统采集,邢曼丽被计生局聘为指导员,负责指导部分乡镇的采集员。因为工作努力,2008年9月邢曼丽被市计生局评为优秀指导员,2009年3月再次被沈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“先进个人”。

  荣誉没能改变邢曼丽的命运,而一个消息却开始让她不安:2008年下半年,新民市人事局提出解除一村一名大学生身份,改签临时工合同。

  “九年的努力就换来一份临时工?”邢曼丽说,她要告状。

  实际上,从2004年起,新民市的大学生村官就开始因工资问题上访。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按全额事业单位拨款,但连续几年,大学生村官工资都是空调,至2007年上半年,邢曼丽和其他大学生村官每人都被拖欠1万多元。

  “大学生村官工资比照事业单位发,可每逢事业单位调资,我们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。”2005年4月,上访的大学生开始提出编制问题。“只有编制(身份)确定了,才能彻底解决待遇问题。”邢曼丽说。

  “新民市当时定的是县财政负责50%,乡镇和村抬(负担)50%,有的乡镇和村能抬出来,有的抬不出来,所以就有乡镇和村开始拖欠工资,有的乡镇干脆把河滩地承包给大学生村官,以地租来抵工资。”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崔剑平说。

  2006年,在多次上访之后,新民市拿出10个公务员名额面向大学生村官招考。编制之争暂时平息。2008年年底,新民市在给事业单位人员补发一万多元临时性生活补贴时,大学生村官再次被“遗忘”。

  2009年春节过后,邢曼丽、吴冠群、金海英、赵尚伟等人到新民市人事局上访,要求补发生活补贴,但这次得到的答复是不仅没有补贴,连身份都要解除。他们决定上访。

  2月24日,20多名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市信访局反映,没有得到答复。当天,邢曼丽就和吴冠群等8人去了北京。到北京刚住下,他们就被控访的人“拦”了回来。

  “出口”

  2002年1月,崔剑平被调到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处当处长,随后的一次调研中,他发现了大学生村官的“出口”问题。

  “按文件规定,大学生村官三年期满后,遇到公务员岗位、事业单位出现空缺的要优先录用。而我当时调查的情况是,全市的事业单位基本没有空岗,有的甚至超编严重。”崔剑平说,“当下派大学生三年期满,需要择优录用时,根本没有编制来安置。”

  实际上在出台文件之初,超编的情况就已存在,崔剑平说,只是当时对“出口”定在机关、事业单位的方向掌握得不准确。

  2002年底,在崔剑平的建议下,沈阳市停止下派新的一村一名大学生。“当时已派下去1400名大学生,再派500个就可以实现一村一名的目标,但还是叫停了。”

  “出口”

   问题没解决,但“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”却还在推广,2002年8月,辽宁省委组织部、省人事厅、省财政厅联合下发《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施意见》,提出 加快实施下派大学生村官计划,原来规定“十五”期间选派9000名大中专毕业生的计划,也被调整为12500名。随着媒体的报道,越来越多的考察团也开始 到沈阳取经。

  2005年,沈阳市进行乡镇公务员招考,崔剑平再次提出,要尽快解决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。当年,新民市拿出个10公务员岗位,单独面向下派大学生考试。

  10个名额,一次考试,在邢曼丽们看来并不公平。2005年她通过自考取得大专学历,但在当年的定向招考中差3分没考上。崔剑平说,虽然承诺优先录用,但给大学生村官的机会并不多。

   主管人事工作的新民市常务副市长刘澜波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,新民市事业单位已超编4000多人,而且编制从2007年就已冻结,根本拿不出多余的 编制组织考试。在刘澜波看来,最初下乡的141人中,已经有21人通过各种途径考录公务员,另有24人辞职,目前的难题是如何安置剩下96人的去留。

   自2007年任新民市常务副市长以来,刘澜波已多次接待大学生村官上访。新民市曾提过几个解决方案:拖欠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工资,本着谁拖欠谁解决的原则 予以解决;愿意继续留村的,可以推荐担任村干部;借调人员如果本人愿意,可以和乡镇签订临时用工合同,以后事业编制有空缺时,再优先从已签订临时用工合同 的大学生村官中考录。不愿意留用或不适合继续留用的则回原单位,或自主择业。

  “这只是初步的打算,还没最终形成文件。”刘澜波说。

  这样的方案显然没有得到大学生村官们的认同,“不能用一份临时工合同就把我们打发了。” 邢曼丽说,9年的青春谁来负责? (责任编辑:肖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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